但在威尔逊看来，为了控制立法部门的权威，你得把立法机构分解。

要求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的。对比立法法第87条第4项与其第1、2、5项会发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能因违法的原因而撤销，而规章既可以违法原因也可以不合理原因而改变或撤销。

参见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0）》，载《法制日报》2011年6月22日。进入专题： 案例指导制度 指导案例 比例原则 审查基准 。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裁判要点为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法规中关于审查标准存在的上述缺陷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条例或办法中虽然部分得到了弥补，但大部分还是原样承继了下来，操作性标准细化的厚望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学者们将国家事务划分为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领域适用不同的审查基准。

[33]鉴于法院对经济规制与税法领域的事务并不比政治部门权威、内行，而且法院有限的信息处理量不比立法程序能作出更正确的实质审查与判断，因此经济规制与税法领域的事务适用较宽的可支持性审查标准。例如，时效制度不仅与人民权利义务有重大关系，且其目的在于尊重既存事实状态及维持法律秩序安定。十年过去了，按照中国的说法我们是中老年人了，我们非常希望这种交流平台和传统通过在座很多年轻的学者，能够延续下去。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本土宪法文化的自主性，又保持宪法文化的开放性，就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第一次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以后，评为教授、副教授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职称、获得的学术获奖也有不少。一、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研讨会的理念与背景十年前在美丽的杭州，我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我想这一点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当时的论文和讨论时讲过的话，记载了我的思考。我希望青年学者们坚持对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追求，继续捍卫宪法学的尊严。

在西法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本土学者为西方宪法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提出了根植于中国本土、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概念和宪法学说，这些学说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个人始终觉得中国宪法学的传统就是，不断形成学术的独立、学术的良知和学术的自由立场。甚至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仅仅单纯地把产生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特定语境中的理论、学说和制度，毫无选择地介绍、移植到中国来，使得中国法学研究只是毫无借鉴地重复西方法治的话语，容易失去学术自主性。自然年龄上的成熟，让我体会到做学术的乐趣与艰辛。

我个人的学术规划是，希望继续跟踪宪法学说史的学术动向，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完成多卷本、体系化的、能够系统地反映中国人宪法学思想与智慧的中国宪法学说史。也许最有价值的还不在于论文，而是当时每一次讨论会上我们录音的整理，所以从这本书中看得到第一届讨论会的录音整理。在这一百年中，不同时期的宪法学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宪法学发展献言献策，为中国的宪政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大家对《五四宪法》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我们心中怀着一种对制宪者的内心崇敬。

前几年，我一直研究中国宪法学的学说史，试图通过学说史的研究挖掘宪法学的主体性。第三个共识就是方法论的觉醒。

第一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研讨会在杭州，从那以后我们换了九个地方。大家普遍尊敬教授或学术。

从长远来看，中国宪法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一定要以学术的价值、学术的独立作为原则，不应受到任何一个非学术的影响。这个时候为了解决某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在充分地尊重学者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自愿组成一个团队来研究，互相弥补自己的知识储备的不足。《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2]这本书记载了我们在前五届的研讨会情况，我们当时规定的是每五年出一本。但是有时我们面临着大量的跨学科的法律问题，需要综合的知识与方法，单一化的知识有时难于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单靠我们个体的知识背景也是不够的。学术的独立和学术的良知是古今中外学者基本的道德立场。

其中，专著类的一等奖有两个，一个是高铭暄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3]。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出版了那么多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著作，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得到发展？民国时期的教材为什么仍然有影响力，吸引那么多民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人们有时怀旧民国时期的学术？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民国时期，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学者们始终坚持学术的操守，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学者的学术独立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杭州？就是因为《五四宪法》的起草地是杭州，也就是建国宪法的诞生地是杭州。我们应当承认个体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或者是单一化的。

林来梵教授说，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这个讨论会也许延续下去，但可能有新的方式。第一个共识是，这十年来，我们每年举办一次讨论会，大家觉得中国宪法学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需要开始寻找中国宪法学的本土资源，寻找中国宪法学主体的价值，也就是宪法学的中国元素[5]。

但我相信，宪法强，则国家强，社会主义依宪治国之路才是法治强国的根本。另外，现在仍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学术自由的理解，比如说宪政的争议。做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这几年，我是非常尊重学者的学术自由的。四、希冀与建议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十年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学术平台，用真心爱护我们的平台，充分交流思想。

这些学术观点和理论，经过历史的层层过滤和文化的漫长积淀，就会发展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宪法学说。但是很少大学让我们感到心理平衡，心里平静，感受到学术的味道。

所谓的联合攻关，所谓的985项目，所谓的211项目以及名目繁多的攻关课题，说实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并不多。二、所取得的基本共识一个主题的研讨延续了十年，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共识？当然这个命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学术共同体本身要不要共识，有一年讨论学术与自由问题的时候，学者们激烈地争论这一点。

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些基本范畴，也许我们在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体系化的，能够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构成我们宪法学基本元素的范畴，以保持学术的脉络。在2009年10月准备出版《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一书的时候我写了这样一句话：经过十年研究，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上已经形成初步的共识，中国宪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在中国宪法实践中不断得到稳固。

2013年9月，第九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专门讨论宪政概念。基于这种考虑，我关注中国学者自身原创的宪法学说，揭示宪法学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宪法学说的变换、传承的梳理，来对百年中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流变作一个整体上的考查，并通过揭示这种宪法学说的传承变换关系，客观地揭示我们对宪法观念和宪政理论的曲折继受过程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一定要以学术的价值、学术的独立作为原则，不应受到任何一个非学术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研讨会的背景、与理念、取得的共识以及我对宪法学学术的认识。

张世明教授是法制史教授，是研究清史的，同时也研究经济法学。三、宪法学学术史的意义和知识的自主性各门学科发展史告诉我们，有两样东西，对于学科的形成或建立、成熟与完善，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确定性作用。

每次的讨论记载我们的思考，十年以前说过的话和现在的学术认知是不一样的。十年过去了，按照中国的说法我们是中老年人了，我们非常希望这种交流平台和传统通过在座很多年轻的学者，能够延续下去。

现在学术的发展受到非学术的影响太多，比如说警察受到很多非警务的活动的影响，法官受到很多非审判的因素的影响，等等。因此，将中国宪法学的研究置于宪法文化与民族文化建设的框架内予以考查，以充分彰显其自身所隐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力求从宪法学发展进程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宪法学中国化寻求理论资源，以实现宪法学中国化的学术使命。